(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陈奉林)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要克服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惰性陈旧因素,建立新海洋观。

在中国逐步走向海洋、实现和平崛起的现实条件下,充分开发海洋、利用海洋形成自己的比较优势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伴随着新海洋观的确立,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意义远远超过纯粹的经济、贸易层面,而关系到中国未来几十年发展以及全面走向世界的重大战略。

中国既是陆上大国又是海洋大国,海岸线长达18000公里,兼具陆上与海上两种地缘优势,这样的海陆兼具优势在世界上并不多见。经过长期生活实践之后,中国获得了对海洋属性的深层认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以及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向更高层次跃进都有赖于对外交流,海上交通交流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确实,中国开创的海上丝绸之路穿越时空连结了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以及南方与北方,向未来发展延伸,给世界各国物质文化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在利己、利人的交流中实现了公平与正义,顾及了国家间的互利与共赢,而不是单纯地为一己之利。中国把自己与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偏重于陆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推出的成果较多,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对东西方通过海上交通所带来的社会重大变迁的研究更是不够。海上丝路是一个巨大而开放的交通网络,像一只巨爪把沿线各国紧紧联系和聚拢在一起,涉及东西方经贸关系、物种交流、造船与航海技术、外交政策、海外移民与僧俗往来等许多方面,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发展过程。海上丝路之所以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这条航路上日益增长着东西方各国对于对方商品的不断需求,日益丰富着各国的物质文化生活。研究存在于东方历史上若干世纪之久的海上丝绸之路,对于理解东方历史以至东西方关系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事关东西方社会的历史进程、发展阶段、转型时间以及历史定位等一系列问题,也有助于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与反思“1500年是世界历史重要转折”的传统观点。在1500年前东西方并不缺乏联系。我们不否认1500年以后世界历史进程加速的客观事实,但人类历史绝不是1500年以前东西方没有联系的。长期以来西方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和社会学家把东方社会看成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外部世界殊少联系,在东方历史研究中弥漫着西方进步、东方落后的沉闷思想气氛,始终没有把握中国、印度社会的总体发展进程。这是有失偏颇的,对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也是不公正的。

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同时又有历史的继承性和时代性特征,将海洋与市场、技术、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大大拓展了对原有海洋经济属性的认识。面对世界各国不断调整的海洋战略,我国应该更快地以海上丝绸之路为载体,向海洋进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在历史上,我国既有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传统,又有向海洋发展、取舟楫之利的传统,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长期自然经济所导致的历史惰性使我们的视野趋于狭窄,视海洋为畏途,最终造成由近代西方主宰东方海权的悲惨结局。海权的丧失对东方各国发展发生深刻影响:各国不仅受制于西方主导的整个世界发展格局,海洋经济受到重创,国家无法再从国外获得发展的资源,本来正当的海外商贸活动也不得不以非法的海上走私的扭曲形式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脱离近代以来世界文明发展的轨道,丧失历史发展的重大机遇。在历史接续当中探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变迁及其时代意义,就应该突破思想上旧有的禁锢和经济上单一的发展模式,摒弃陈旧的轻视海洋的传统思维,赋予丝绸之路以崭新的内涵。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重农抑商”、重海轻陆和在民间形成的“以海为田”思想,都应该作为珍贵的遗产加以研究,经过剖垢磨光之后再应用于今天的治世实践,那些历史上中国没有取得海洋实绩的说法是不准确的。历史发展不能随意曲解与割断,尤其在像中国这样具有悠悠5000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历史的积淀极为深厚,思想的发展又极为复杂,因此鉴别、梳理与继承已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传统思想中的一些惰性如何被克服,如何建立新的海洋观,完全取决于我们的理性成长与发展的程度。现在的工作是克服历史中的一些惰性,去腐生新,把握发展的契机,不失时机地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